对抗病毒的组织反思

对抗病毒的组织反思

本文约12000字,阅读需15-30分钟。

​今天是2020年2月4日,立春。

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得到充分遏制。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难以到一线帮忙的人来说,反思应该现在就开始。不然,几个月后,占据我们注意力的很可能就是庆祝和庆幸。

如何应对和决策病毒疫情这种事,这是个重要的“组织”和“系统”问题,而不仅仅是“人”的问题。在“人”层面的原因之外,如果我们不能在“组织”和“系统”层面也去找一些深层次原因,那么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仍然会有层出不穷“人”的问题,只不过换了些人名而已。

本文从“组织”和“系统”视角来分析病毒做大做强原因:从19年12月31日到20年1月20日,我们的“组织”和“系统”为什么给了病毒做大做强的21天?本文没有聚焦于对任何“个人”的分析,而是着重于分析在“组织”和“系统”层面的三个关键失效原因:责权混沌,对预测-控制的执迷,以及价值观的偏离。

我们先把这三个反思进行总体阐述,再详细回顾19年12月31日到20年1月20之间的那21天事情的进展。

第一、   责权混沌

对抗病毒的组织反思

在12月31日之前,责权是清晰的,武汉地方队责无旁贷,统筹全局,及时应对;在1月21日以后,责权也相对清晰的,国家队统筹全局、决策果决,各地方队迅速应对。

但12月31日至1月20日之间的21天,是个责权交接、转换期,也是责权混沌期。

在这段时间内,系统的内部,每一个参与方都在按规则履行自己的责任。但在这21天里,究竟是谁来统筹全局作出决策?国家队还是地方队?是专家?还是行政决策部门?

每一个参与方都可以宣称“身不由己”。

可是,别忘了,老百姓可不会区分是武汉市,湖北省,还是中央政府,也不会区分专家和行政决策部门。在老百姓眼里,这都是同一个政府。

在组织设计上、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上,我们要减少这种责权混沌。最需要关注的是那些责权交接、转换期。交接、转移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因为它会涉及人际关系、面子、集体无责任、集体无力感、信息沟通、能力差异、功劳归属、责任归属等太多的影响正确决策的“组织因素”。

责权清晰首先不是为了在秋后算账时可以明确打谁的板子,而首先是为了减少“人性障碍”,更及时地做出正确的结论,而不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结论”

第二、   对预测-控制的执迷

用责权来看待问题,背后的一个思维定势是“预测-控制”。与“预测-控制”相对应的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预测-控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对很多事情都是有效的,但对于病毒疫情这种事情,在初期反应阶段,有很大局限性。

实际上,即使责权清晰了,也不一定解决得了问题,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责权根本就清晰不了。

如果领导问专家:“请你告诉我,这个病毒究竟有没有传染性?致命性如何?”这就是在要求“预测”。专家要是说有传染性、有致命性,我就立即采取果断的控制措施。你要是说不清楚,你就是个假专家。

可是,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在这个阶段,谁都回答不了其传染性和致命性的问题。如果有人这样回答,表面上是“预测”,实际上是在“赌博”。即使是这些身经百战的专家(不管是地方的还是国家的),也不能保证每次都能“赌”对。

而一旦“赌”错了,后果不堪设想。偏偏,这次赌错了。

对付病毒这种事更好的决策方式是“感知-反应”:让每个关键节点都成为传感器;积极采集数据,及时感知事态的变化;保持整个系统的信息通畅和透明;根据事态发展及时调整和应对。

最后,促进这个“系统”做出关键决策的,不知道是哪个关键节点。这个关键节点不能通过任命来事前决定。比如,关键节点可以是病毒研究所,有可能是发热门诊,有可能是放射科的CT医生,有可能是海鲜市场,等等。某个关键节点最早拿到确切可靠的数据,从而促进整个“系统”做出正确的应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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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具有“感知-反应”的“网络状系统”,这是个关键的组织能力。如果我们坚持用那种自上而下的正规军做法来对付这种游击队式的、恐怖分子式的敌人,我们是非常被动的,即使最终取胜也是成本巨大的。

这种“网络状系统”不仅适用于对抗病毒这种事情,也适用于处理环境公共事件、企业危机公关事件、自然灾害事件等。

对抗病毒,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第三、   价值观的偏离

任何组织和系统的设计,不管多么严密,都有责权不清的时候,都有在某些点上感知-反应能力不足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必须靠价值观来补位。在本次事件的初期,

12月31日公告写的是“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1月3日公告写的是“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

1月5日公告写的是“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在那个完全还来得及的时候,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加上“未排除人传人可能”,向公众沟通并作出初期预防措施。甚至,如果在1月11日公告时加上这句话,这个“系统”都可能赢回1-2个星期的宝贵时间。

“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与“不排除人传人可能”看起来只有一步之遥,但实际上是“楚河汉界”的两边。

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决策参与者及早做出“未排除人传人可能”的公告呢?

只能靠价值观。

什么样的价值观呢?最根本的价值观很简单,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当12月31日、1月3日、1月5日发布公告的时候,如果决策的参与者真正“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了,就更可能加上一句“未排除人传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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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做到真正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还有另外一个更基础的价值观,就是尊重科学和专业。我们当然需要权力,但不能仅靠权力自信对抗病毒。研究病毒需要科学和专业,救治重症需要科学和专业,研制疫苗和药品需要科学和专业,研究流行病学也是专业。

以上三个反思来自下文对事件的梳理。梳理的时间段集中于19年12月31日到20年1月20日。下文援引了武汉卫健委、国家卫健委的多次正式公告。另外,本文还参考了2020年1月2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新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一文的很多数据和说法,在引用时都做了说明。该文章由中国科学技术部等资助,由中国国家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几十名研究人员共同撰写。

下文分为上下半场两部分,共约10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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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至少从19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就开始亲自参与武汉地方队新冠肺炎疫情这件事了。

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了两个工作通知。其中一个是《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要求12月30日下午4点前报送数据)。这个“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要求,与国家队亲自参与实地调查研究直接相关。

从12月31日,国家队和武汉市责权交接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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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之前那段时间,责权是相对清晰的:明确是地方责权;事态还不大;要处理的问题也比较明确;地方也有相应的资源。

在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告中是这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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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告来看,在12月31日以前,武汉是有能力也有权力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病毒性肺炎”的。但是公告中“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这个结论,实际上已经给未来的20天设置了最重大的、方向性的障碍。

可以说,接下来的20天都是在为了扭转这个结论在努力,一直到1月20日下午钟南山院士向媒体宣布:“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现象”。

在19年最后一天的这个公告里,武汉卫健委没有谈到国家卫健委任何具体的参与。而在20年1月3日及1月5日的两则公告中,对国家队的参与就有了明确的提及。

国家队参与了12月31日这次公告。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中国家卫健委说到:“疫情发生后,国家卫健委指导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于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3日、5日、9日发布了疫情和防控信息…”

但国家队究竟对这个12月31日的公告做出了什么具体指导我们不得而知。这个公告的意见,是以武汉卫健委的名义发布的。我们只能认为,12月31日的公告,是以武汉地方意见为主的公告,因为武汉当地的信息在这个时候肯定是比国家队更多、更准确的。这个12月31日的公告也算是“疫情爆发”的正式公告。

国家队参与之后,事情有了什么新进展呢?

武汉卫健委1月3日下午的公告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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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后,武汉市卫健委1月5日晚的公告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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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告来看,重要的进展就是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工作,并排除很多已知呼吸道病原所调查的病例从27例增加到到44例再增加到59例。这个病例数,与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中所说在1月1日之前的47例没有数量级的差异。除了这些工作,1月1日,专家们还到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采样。华南海鲜市场也在1月1日关闭了。

公众能看到有什么进展呢?如果不仔细看,一般人是看不出的。仔细看的话,12月31日、1月3日和5日的三个公告在语言表达上中有了细微差别:

12月31日写的是“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1月3日写的是“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

1月5日说的是“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关键的变化是“现象”变成了“证据”“明显”变成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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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两个区别不是无意的。这些都是高智商的专家。“现象”和“证据”是很不一样的;“明显”和“明确”很不一样。

从1月2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章数据上来看,在1月3日、5日的时候,已经不能再用“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中的“现象”和“明显”这两个词了。

在这篇1月29日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1月1日之前发病的47例案例里,与海鲜市场无关且也没有接触过呼吸疾病患者的就有12例,接触过有呼吸疾病患者但没接触过海鲜市场的有14例。这个数据与武汉市卫健委1月3日及1月5日的公告时相互验证的。

武汉市卫健委1月3日的公告中写的是“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户”,1月5日的公告中写的是“部分患者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营户”。

这两个公告都意味着当时的病例里面有很多不是海鲜城的经营户。

这些既与海鲜市场无关也没有接触过呼吸疾病患者的病例、非海鲜城经营户的病例,明显已经不能支持“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这种说法了。甚至连“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这样的结论都比较危险了。

可以说,国家队及武汉队的专家们,在当时已经发现了可疑的人传人的现象,只是“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文字改变呢?

这个时候,更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未排除人传人可能”

从现在回头看,到1月5日,国家队专家会同武汉的专家及工作人员为什么未能及早作出“可能人传人”的结论呢?如果那时候就做出这个结论,事态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是他们“误判”吗?我认为有可能。任何专家就有可能误判。有可能他们在采集样本、收集数据时犯了错。

有没有可能是“引导”?地方大员引导国家队及武汉卫健委的专家,或者国家队及武汉的专家引导地方大员?我认为也可能。有权力就有可能引导和被引导。

而且在1月1日时,武汉警方已经处理8名造谣人员。1月3日,中央电视台也做了“8名散播谣言者被查处”的报导。这些都明确表明了武汉的态度。要做到这些,光靠武汉市卫健委肯定是不够的。

不过,这些都是臆测。

可以明确的是,存在一个结构性的力量,诱导着各方不去形成一个“未排除人传人可能”的公告

根据卫生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国家队的专家们的境地是比较尴尬的。

如果它是严重的传染病(可能人传人),那国家队的专家可以直接定性,定性之后就可以拿到国家队的层面公布了(然后再授权湖北省发布,武汉就不用公布了)。但国家队拿走定性权、发布权,就要承担可能错报的责任,以及接下来立刻部署防控的责任。

关键是,这些国家队专家们也是没有权力为这个疫情定调。他们是被派来调研和指导工作的,不是来决策的。把这个事情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疫情,这个决策需要由国家卫健委提请国务院批准。这时候就这么定性,敢吗?有证据吗?

而且,要增加“未排除人传人”这句话,还涉及另外一个看似小但实际很大的障碍:要驳地方专家、地方政府的面子(或者是驳自己的面子,如果12月31日的结论是国家队力主的话)。别忘了,武汉是具有全国一流的病毒研究能力,比如有据说是亚洲排名第一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如果这个疫情真没什么事,以后大家可怎么合作啊。而且,这些专业人士之间还要合作在国际级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呢,这个事情从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章作者中已经可以验证。

综合起来,让武汉队来继续公告,而不是由国家队来公告,在当时是个积极稳妥的选择。由武汉地方队来公布,这个疫情就还是地方疫情(连省级疫情都算不上)。是武汉的地方疫情,武汉地方队就要有定性和发布的主导权。当然,武汉地方队当然会适当尊重国家队专家的意见。

怎么办?“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这句话,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结论,它兼顾了人际上的相互尊重、专业的严谨性和连续性,以及大家共同的侥幸心理,并且还留有后路。

“正确”的东西,经常要让位于“可接受”的东西,这就是“组织”和“系统”的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所有“看得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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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国家队这段时间的主要贡献就是把“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改进成1月3日的“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然后又改进成1月5日的“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可是,这种措辞的区别,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严重疫情的人才能理解其“隐含”的真实意思。

千里之外的香港一看就领会了。

在武汉12月31日发布疫情公告后,尽管公告强调“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但香港各界的立刻就提起了重视。1月2日卫生防护中心给校长/幼儿中心负责人、1月3日教育局长给全港学校校监/校长就发函,“呼吁就内地武汉肺炎病例群组个案提高警觉”;1月4日,香港政府更是启动了“严重”应变级别。这种“严重”应变级别实际上已将新病毒当作可以人传人看待

香港可是经过SARS和禽流感的洗礼的。

武汉人民和湖北人民可是没有这个警惕性的。而且,“传谣”的人都被训诫了。

1月5日之后,国家队和地方队继续合作。从责权的角度讲,到1月5日,武汉已经变成了“配合”的角色。从武汉地方的角度看,这个事情武汉已经完成了上报的任务。而且已经与国家队的专家们达成了一致性专业意见:“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下面该采取何种进一步的措施那就得等国家队的意见和决策了。

至此,责权交接,从武汉方面来看已经完成了很大一部分。武汉作为地方已经失去了主导权。但国家队实际上还没有把责权接过去。因为,只要是在武汉卫健委公告,这事就首先是武汉的事情,而不是国家层面的事情。事实上,国家卫健委一直到1月11号才开始转发武汉卫健委的公告。国家队的专家也不敢小题大做,把一个没有把握的、很可能是小事的问题让卫健委的领导去提交给繁忙的国务院去决策。

这就是责权混沌。在这种责权混沌之中,这个共同达成的专业结论(“未发现明确人传人证据”)是个内在的激励和约束。

国家队在专业上迅速传来捷报。到1月7日晚就已经初步确认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1月9日报导,1月10日向世界公布。在这点上,国家队及其调动的其它省市的资源,在专业上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可是,确定了病原体并不能回答传染性及致命性的问题。甚至应该说,这个被确认的与SARS病毒同类的冠状病毒应该引起各方的警觉才对。

这时候修改和调整对疫情的定性本来是来得及的。但是,要想改变一个多方协同出来的方向性的专业结论,要耗费太多的能量。

事情一下子就过去了5天。这5天是从12月31日到1月20日的责权混沌期中最平静的5天。

可是,就是在这5天,病毒已经安营扎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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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11日,下半场开始了。

下半场要比上半场凶险的多。

1月11日,是武汉收到新冠肺炎检测试剂盒的时间。这个事情可以从1月2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章中得到验证。“第二个阶段是1月1日至1月11日(向武汉提供RT-PCR试剂的日期)发病的患者。”

11日,武汉卫健委出了这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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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从1月11日的这则公告开始,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告都被国家卫健委网站原文转发了。这意味着从1月11日一直到1月20日的公告,可以看作是国家卫健委与武汉市卫健委共同公告。不过,国家卫健委的只是转发,并标注了“来源:武汉市卫健委”。“转发”意味着,这还不是国家层面的事情。

这是责权混沌的继续。到了这个时候,发公告的责任还在武汉,但武汉已经没有任何主导权了。当然,湖北省的角色在这时候就更尴尬。参与吗?国家还没授权。不参与,武汉在眼皮子底下。

在正式的公告之外,1月11日武汉卫健委还发了一篇专家解读。这个专家解读,国家卫健委没有转发。这个专家解读太果决了、太狠了。

在这个公告中,武汉市卫健委明确借专家的嘴说:“根据国家、省市专家的流行病学调查,这次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发病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日之间。自2020年1月3日以后,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发现新感染发病的病人。”

这个专家解读,“赌”的有点大。事后来看,这个结论完全站不住脚。

不过,虽然专家解读得很果决,但从现在往回看,国家队及武汉方并没有因此来一场“甩锅大战”。这说明,国家卫健委至少也没有反对。

而且,新华社在11日也确实发布了对“国家医疗组专家”访谈。“专家称武汉部门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防可控”。新华社武汉1月11日电(记者廖君、黎昌政)10日晚,针对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记者专访了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王广发。

  王广发说,目前病人的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大部分患者病情属于轻到中度。确诊的病例中,重症所占比与普通肺炎重症所占比差别不大,目前也没有出现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感染情况。经治疗,有部分患者已经治愈出院,其他患者还在积极治疗过程中。…

要维护这样坚定而明确的结论是非常有压力的。

只要确诊数据不增长,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

11、12、13、14、15这5天,确诊的数量确实再也没有增长。一直到1月16日晚公告截止15日24时数据,仍然是1月11日公告的41例。一直到18日凌晨公告16日的数据时,才报增了4例。这几个正式的公告,国家卫健委都是原文转发了。这些公告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的。

这种数据的节奏是远远落后于实际疫情的。

根据1月29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文章提供的数据,到1月11日24时就至少已经有了295个发病案例(但没有确诊)。也就是说,除去11日公布的41例外,至少有254例发病案例到1月10日24时没有被确诊的,更不用说还要有11到17日一共7天的。

可是,11日时都能诊断出截至10日24时的41例,11日到15日这连续五天为什么一例都诊断不了?16-17日这两天也只能确诊21例?

难道绝大部分病患一直都没来医院?不可能。

还是不给检测?有可能。“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的结论都已经在11日公告了,在11-15日不做检测在逻辑上也是可以的:都没有这个病了,为啥要检测呢?

是没有检测试剂盒了?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要知道,检测试剂盒已经在11号就提供给武汉了。

是检测流程的问题?很有可能。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一版《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确诊只有一种办法,即送到中国疾控中心去做基因测序。而且,据说这样的确诊流程需要3-5天。几天之后,确诊才可以从基因测试和核酸检测中二选一,地方队(湖北省疾控中心)才也有了检测权力。

不管原因如何,确诊数字没有增加。这种状态也是符合之前做出的公告结论的。

不过,这些天双方都一定是非常担心和恐惧。因为即使没有检测的数据,医院里越来越多的病人武汉地方队肯定是可以明确知道的。

要知道,到这个时候,医院和医护人员还没有做严格的防护。1月11日公告的结论不仅是写给公众的,也是写给医务人员的。这些国家及地方卫健委的专家们在眼睁睁地看着前线的同事和朋友们赤手空拳地对抗病毒。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在13-14日。15日凌晨,武汉卫健委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的形式,出了一则“转向”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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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迟来但关键的转向。这个转向究竟是从哪里驱动的?武汉地方队还是国家队?国家队的驱动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已经有了来自国际的案例(泰国),而且这个时候只有国家队掌握着主导权、确诊权。当然,“转向”的驱动力也可能来自武汉地方队,因为到那个时候,来自医院的发热、咳嗽、CT数据等肯定已经可以让人睡不着觉了。

国家队在这个时候想必已经重新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人传人,怎么都传到泰国了?如果要是再没有作为,很可能就会把中央政府以及整个国家给卖了。

18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公布16日增加了4例。这是11日公布了截止10日24时的41例数据之后的第一次报增。前后已经隔了7天。而且,只增长了4例,看起来问题还不是严重。

但不严重,为啥要派第二批专家组来呢?肯定是15日到17日这三天发生了些事情。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的行动,什么样的事件导致了第二批国家专家组的成行。

不管如何,这个动作非常关键。不管做出这个决策的人之前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促进了这个转折,还是做了件正确的事。

钟南山是1月18日下午接到的电话,要他去武汉。他于1月18日晚坐高铁来到了武汉。

在19日凌晨,也就是专家组到了(或部分到了),但还没有完成实地调研的时候,武汉卫健委公布了17日新增17例的数据。虽然比16日的4例严重,但也没那么严重。

这个数字的数量级,进可攻退可守。

19日的第二批专家组去调研的那个时候,可以说“人传人的证据已经非常明确了”。包括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案例。这与1月29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文章中所提供的数据相符:在1月12日之前,有7名医护人员发病,另有8名医护人员在23日之前发病。

专家们在19日连夜赶到北京。专家组走后,20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公告了两天的数据:1月18新增59例;1月19截止22时,新增了77例。

新增病例已经是数量级的不同。要是20日凌晨不公布这两个上了数量级的数据,20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没法决策。

于是,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开会了。会议迅速做出了决策和部署。

这里,顺便得说说国务院开会这件事。

应该说最晚到12月31日,武汉已经履行了向中央上报的责任。不然,国家卫健委也不会派人到武汉指导工作。地方报到中央后,中央政府应该多迅速做出决策?是必须国务院常务会议决策吗?如果国务院当期没有安排常务会议怎么办?在1月里,国务院常务会议在3日、8日各开了一次,但没有讨论疫情之事的公告。之后就是到了20日才开会,在这次会上讨论决策了这个事。

试想,如果1月20日国务院不开常务会议,是不是这个决策还要继续延迟?

好在,1月20日安排了常务会议,而且还决策了这件事。于是,20日下午,钟南山在采访中就告诉全世界了:“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现象”。

对抗病毒的组织反思

至此,历时21天的责权混沌期就正式结束了。责权清晰了,行动就比较坚决果断,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湖北省层面、武汉市层面以及其他省市层面。正如武汉市长所说,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把武汉肺炎定为乙类传染病,要求属地负责。在那之后,他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责权清晰的正式标志是什么?是疫情公告的责任和权力。

从21日开始,疫情公告的责任和权力正式从武汉卫健委转到国家卫健委。同时湖北省卫健委也从国家国家卫健委获得了本省疫情发布的授权。

1月22日以后,武汉市卫健委就不再发布疫情公告了。

对抗病毒的组织反思

在1月21日,湖北省卫健委做了第一次公告。

对抗病毒的组织反思

武汉队从21日起开始停止公告,国家队和湖北从21日起开始公告。

依法依规,无缝链接。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病毒早已做大做强。它们已经占领了武汉及临近地区,肆虐蹂躏。它们已经在湖北其它地区站稳脚跟。它们随着春运的人流已经在一些其它省份安营扎寨。并且,它们已经派出了探子走向了世界。

1月21日以后的事情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举国动员体制一旦开动,病毒被遏制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我们这样。 

庚子鼠年,立春。

房晟陶
房晟陶

首席组织官创始人,原龙湖集团执行董事兼首席人力资源官,领教工坊1828组领教,原宝洁(P&G)人力资源高级经理,原拓晟管理咨询共同创办人,哈佛神学院神学研究硕士,INSEAD MBA,清华机械工程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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