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从团伙到组织的过程就是“培育公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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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解决从团伙进化为组织的问题。团伙就是兄弟伙,大称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就是其理想境界。这种兄弟伙状态,好的私德基本就可以应付了。


而要想从团伙到组织,让这么多“陌生人”大规模地、低成本地相互协作,企业领导层要学会建立公共规则、协调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等;员工需要学会与很多没有血缘、地缘、同学关系的其他人相处,平衡个人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等。各个方面都要学会参与、表达、对话、妥协、处理冲突、建立规则等大组织生活的必须能力。



而这些,就相当于是在企业内“培育公德”,或者说培育“企业内公德”。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组织即公德企业从团伙到组织的过程就是培育公德的过程。从公德的视角去建立组织,就是抓住了牛鼻子,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当然,这些“企业内公德”,拿到国家、社会层面上顶多只能算“半公德”。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其存在的目的不可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德”的发展。但在现代工业、服务业、信息化社会,即使是企业组织,也是一种比过去小农经济时规模大得多、难度高得多、复杂性高得多的公共生活。要适应这种公共生活,只有良好的“私德”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公德”。


而我们的文化传统是私德远重于公德、温暖远重于公义、慈善远重于公益的。这种文化传统大大增加了企业从团伙到组织的难度。


关于中国人的公德和私德这个事情,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曾经论述过。他在1902年3月10日发表的《论公德》这篇文章中强调,中国人缺少公德,用私德代替公德。梁启超先生对于中国人公德、私德的评价,很有其独到之处。我们站在一百多年后品味这种说法,仍然可以感觉到其启蒙式的意义。


绝大部分中国人,往上回溯三、四代,都是农民。整个中国往上回溯不到150年,我们的基本组织原理就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种组织原理,加上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映射在整个社会的组织,基本上就是一个权力无边的皇上+朝廷+一盘散沙的老百姓。皇上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乐见一粒粒沙子在追求私德、修身齐家中获得人生的意义感。对老百姓的要求就是:修好你的身,齐好你的家,别管闲事。



另外,儒家和儒教在理论上还在私德和公德之间搭建了一个非常“逻辑”的桥梁:修身齐家,之后就可以、才可以治国平天下。私德之美加上私德与公德之间看似逻辑的顺序,已经可以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了。


这个基本逻辑,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了。连梁启超先生这样的思想者也未能幸免。


梁启超在发表了《论公德》的一年之后(即1903年),又发表了一篇《论私德》。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的评价,梁启超的思想又退了回去。


“...一年之后,梁启超所写的‘论私德’的长文不但没有坚持这种‘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反而退了回去,又陈词老调,仍然将中国迫切需要的现代社会的‘公德’再次建筑在个人修养的传统‘私德’之上,与我强调二者的区分、结构恰恰相反。其实,只有区分了‘公德’与‘私德’、‘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然后才能使这两种道德得到各自的良好发展,并使两者之间建立起真正的两项互动”。(P391,《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1995年。)


在这点上,我更支持李泽厚的观点。我同意公德无法脱离私德而存在,但我绝对不同意私德好了就会有公德。修了身,齐家还可以。但修身齐家了就能治国平天下了?一大帮君子就能创造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吗?这件事我们徒劳地努力了两千多年了。


不过,梁启超先生的观点也是受到其所处时代环境的限制。


公德是需要习得的。私德,即使在皇权专制的农业社会,也有很丰富的练习机会:在家庭、家族、村庄里。而梁启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没有太多的可以学习、实践“公德”的生产生活方式。


去参加革命是为数不多的学习实践公德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公德性上显然要高出其时代几个量级。这种公德水平直接导致了其超强的组织能力。


不过,革命不可能是个常态。


要说中国人大规模的、没有国家信用背书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自愿组织起来的实践也就是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尤其是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这二三十年。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大部分组织还是在国家信用的支持下实现的(比如国企、军队、公立学校、公立医院)。那时候,主要的社会角色就是干部、工人、职工、社员、军人、教师等这些“体制内”角色。应该说,这段时间的组织实践也是大大提高了一大批人的“公德性”及“组织性”。


“员工”是在过去这二三十年才大量出现的“非体制内”的社会角色。这个角色也不是一个人天生就能无师自通的。它也是一个需要习得的能力。在家里是学不会这些的。与家人、朋友的相处方式只适合于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以及小企业。


企业的发展与企业内公德的发展是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公司的发展,培育和促进了企业内公德的发展。反过来,企业内公德的发展,也促进了企业从团伙到组织的进化,从而让企业走得更远。不发展“公德”,只强调“私德”,就如同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君子,然后整个社会就公正和谐了。这种期望就是幻想,等待他们的就是企业组织的腐败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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