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平民子弟？

平民子弟是指那些没法靠父母的财产、影响力就可以衣食无忧地过一生的人。比如，那些家里有矿或有产业，或者有强大关系网，或者有巨额存款，或者有几十套房子的人，这样的人就肯定不是平民子弟了。

有些人会问，现在很多家庭在大城市里有两套以上房子，还有几百万级以上的现金存款，这些人还能算平民子弟吗？

我姑且把这些人称作富裕阶层。这些人，确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般的经济困难轮不到他们；如果都轮到他们了，那整个社会的问题就大了。不过即使是富裕阶层里的人，如果只有账面资产的话，没有可持续的现金流，心里也会很慌，一方面是因为坐吃山空，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些账面资产也可能迅速贬值。

除去这两部分人，所有其他人，我认为都可以被看作是平民子弟。

这样的平民子弟在人群中的占比有多少？

如果参考“中金公司2023财富报告”的话，中产+富人的占比是7.5%左右。如果再参考“95%的中国人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这个数据的话，我们可以大致估计，至少85%以上的人都算是平民子弟。 

为什么要强调平民子弟？

这是因为，平民子弟白手起家取得成功，在任何社会中，都是激动人心的向上流动的故事。是否有这样的故事，以及有多少这样的故事，是一个社会是否充满活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如果平民子弟不仅在物质上，在感情上和精神上也需要民营企业，能将其视为阶层跃迁、实现人生意义的重要手段，那么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民情”基础。

“民心向背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当然，非平民子弟是否需要民营企业这个问题更加重要，因为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他们的想法比较难以捉摸，本文就不重点探讨了。

平民子弟有什么变化？

尽管85%以上的人都是平民子弟，但这85%的人，对比起30年前，已经有了根本变化。

有什么变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PSD平民子弟，结构性地减少了。

PSD指的是“Poor/贫穷、Smart/聪明、Desire/野心大”。

尽管平民子弟还占大部分，但PSD平民子弟的占比大大减少了。 

PSD里面变化最大的要素是“Poor/贫穷”。

30年前，我们有大量的连温饱都没有充分解决的贫寒子弟。现在我们仍然有很多平民子弟，但已经不是贫寒子弟了。

这些不再那么贫寒的平民子弟，还需要民营企业吗？

另外，“Desire/野心大”这个要素也有变化。原来，放眼望去，我们各方面的差距都很大，机会也很多。现在，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多方面已经是宇宙第一，为什么还需要那么大野心？还有那么多空间吗？

PSD平民子弟结构性减少，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变量：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超级老龄化的迅速发生。

如果每年新生儿如2023年一样持续保持在900万左右，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到2050年，按预测，老年抚养比会达到1比2左右（每一个65岁以上老龄人对应两个年轻人），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要担心的不再是“PSD平民子弟”够不够的问题，而更多是“子弟还有没有了”的根本问题。

问题就会变成，还需要有企业吗？不管你是民企、国企还是外企。

不过，我们还是乐观地期望和假设能有足够子弟吧（比如恢复到每年~1500万新生儿左右）。不然这个问题就讨论不下去了。

在员工端，民企体现出优势了吗？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些反思、总结和对比了。

不过我们得把民企分为两类：小微民企和中大型民企。关于什么是小微企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查一下具体的标准（不同行业的规模标准不一样）。

小微民企在提供养家糊口的工作方面，在数量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不过，这些随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小微民企，在提供阶层跃迁的机会以及实现人生意义的方面，还上不了桌面。它们就是个“训练场”。

中大型民企，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他们是民企的代表。社会大众会通过它们来评价整个民营经济。

我们重点来比较，中大型民企，对比国企、外企，体现出了优势吗？这种对比也算是相对公平的，因为国企外企基本没有小微的。 

这些中大型民企，在市场端，在活力、效率、创新方面有明显的优势。这是有普遍共识的。

在社会端，中大型民企的声誉、民企的价值受到了极大的质疑。最近几年，随着一些祸害上下游、祸害社会的大型知名的地产或金融行业民企的崩盘和垮塌，质疑更是不断加深。

国企流程严密、部门林立、层级众多，导致效率相对较低，甚至更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也有很多触目惊心的腐败。民企效率非常高，短期内可以做得很大，所有者不缺位。但是，社会大众发现，民企也很可能成为“高效的肿瘤”啊？！ 

一个祸害社会的民企老板，至少需要十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才能抵消其负面影响。少数民企的胡作非为，让社会大众产生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幻灭感。

可以说，在社会端，整体或平均意义上而言，中大规模的民企没有构建起明显的优势。 

再回到本文重点关注的员工端。在养家糊口的工作、阶层跃迁的机会、实现人生意义的生活方式这三个方面，中大型民企体现出了优势吗?

现在，一谈到民企，打工人们普遍联想到的都是：996/007；35岁就一脚踢走；PUA；老板是土皇帝，花天酒地帝王享受；短期投机，赚钱跑路；等等。

对打工人来说，在工作稳定性和人情味方面，民企似乎比不上国企；在发展人和尊重人方面，民企似乎比不上外企；在工作和生活平衡方面，民企似乎既比不上外企也比不上国企；在制度建设和职业化方面，尽管有些优秀民企非常优秀，但相当大比例的民企还处于老板追求情绪自由的人治状态。

中大型民企的一个传统优势是给钱多，还有一些暴富的机会（合法地暴富，而不是通过贪污受贿）。

但是，给钱多这个优势被经常裁员、35岁就一脚踢走等这些可能的风险给抵消了。在这代平民子弟已经不再那么“poor/贫穷”的情况下，给钱多这个优势已经系统性降低了。

暴富这个优势，虽然只是凤毛麟角，但是对于打工人还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不过这个优势，受到资本市场下行的影响，除了在几个热点行业之外，可以说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有明显优势是在一些新兴技术行业的或者创新型行业的民企。因为国企和外企启动相对比较慢，这些行业的民企对于平民子弟还是有明显更高的吸引力。

总体来说，经过过去几年的此消彼长之后，对打工人来说，中大型民企曾经的如日中天，被民企、国企、外企相对均衡的状态所取代。三者各有优势，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碾压其它两者。

在这种状态下，平民子弟，在感情和精神上，是否还需要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对于平民子弟来说，会不会仅仅是个工作和“夜壶”而已？

民企当自强

作为一种类型的雇主，在新的竞争状态之下，民企（尤其是作为民企代表的中大型民企）必须去提高竞争力，不然就只能是个不得不忍受的存在而已。

不仅要去增加新的吸引力，还要去应对已经形成的历史包袱（比如社会大众对于民企的看法）。

我认为，民企是有机会和优势的。但前提是，必须有更大比例的民企成为“优秀民企”，而不是凤毛麟角地优秀。

民营企业，如何通过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把自己变得对这个社会不可或缺？ 

民营企业，在取悦客户的同时，能否照顾好员工，让员工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增长能力，有长期的职业稳定性和竞争力？

民营企业，能否可以少赚点资源的钱、广告的钱、利用人性之恶的钱，而是能够利用机制优势多搞点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民营企业，是否能带出一个职业经理人阶层？在此过程中，创始人也实现从老板到企业家的跃迁。 

我很难想象，一个能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并能照顾好员工，兼顾好社会利益的民营企业，会被这个社会所抛弃。

当民企把员工、把社会当夜壶的时候，员工、社会也会把民企当夜壶。当然，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民企，也适用于国企和外企。

短期的政策导向总会有偏斜和摇摆，但长期来说，市场和社会是公平的。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大型民营企业，必须致力于将自己建设成“不作恶的组织”，“负责任的组织”，甚至是“美好组织”，这样才有可能赢得平民子弟的心。

关于什么是美好组织，请参见这篇文章《对美好组织的向往》。美好组织在员工端和社会端必须是有竞争力的。 

目前，民营企业的普遍状态只是“可容忍的组织”，甚至有很多民企都是“不得不容忍的组织”。

民企的精神价值

民企的核心特点和优势就是“可以自定义目的”。

这意味着巨大的自由空间。

这个自由空间可以安顿无数不安的灵魂、不可遏制的欲望，也会给社会带来大量的创新、创造、创富的动力。

我认为，平民子弟，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需要民营企业。

平民子弟，可以利用这个机制既实现阶层跃迁，又实现人生意义、改变世界。

对比非平民子弟（富人+中产），平民子弟的父母往往对他们的子女很早就失去了指导和庇护能力，任由他们自由闯荡、自由发展。这也是创业精神的温床。其他两类人，虽有父母庇护引导，可以走得更稳甚至更幸福，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更有可能有所建树，但也可能会如温室里的花朵，创业精神不足。

不过，“可以自定义目的”也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既缺乏法律的智慧监管，又缺乏民情的有效监督的话，民企机制也会普遍成为“投机性资本主义”的温床。他们会去钻空子，赚快钱，然后去玩资本，罔顾员工端的长期利益以及社会端的长期利益。

在监管和监督不足的情况下，民企的良性发展就要相当依赖于民企创业者的自我约束、自我突破。

一个民企创业者，在度过了小微阶段之后，如果能够从社会端、员工端对自己进行有效自我约束，既注重业务快速发展，又注重能力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建立一个能够持续价值创造的组织，这才是企业家精神核心体现。

当然，一个有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也是创建一个个“能够持续价值创造的组织”的必须。我们不能只寄望于民企创始人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实现这么有挑战性的目标。

同时，这个职业经理人阶层也给平民子弟提供了大量阶层跃迁的机会和实现人生意义的生活方式。

如果民营创业者阶层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不能够在做大企业的过程中体现出促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他们也只能被看作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精神上，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对于民企的认可，甚至广义来说对“企业”这种机制的认可，本来就是先天不足的。

过去这三四十年，应该说民企只是被允许了，而不是被认可了。这几十年，可以看作是民企机制的见习期。

过去这三四十年的实践，让社会各界既看到了民企的价值，也看到了民企的问题。

对民企这个机制，整个社会不再有幼稚的理想主义。比如，很多人曾认为只要解决了所有者缺位问题（比如国企的所有者缺位问题），然后就一马平川了。事实证明，仅仅是所有者不缺位还不足以产生优秀的企业。

所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民企，成为了“民企之光”。这些例子虽少，但至少说明这是可能的。 

可以说，这既是挫折的时代，也是希望的时代。整个社会对于民企有了更合理的预期，有了更多的“有节制的激情”。这是民企机制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真正生根发芽的时代，也是考验这个民族的生命力的时代。

在员工端，民企需要做到什么？

再进一步探讨，民企（尤其是中大型民企）需要在员工端做些什么？ 

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要在给员工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能给员工带来实实在在的能力成长，让他们有可持续的职业能力，让他们一直到退休的时候都能在市场上被需要。

愿意给钱是好事，但授人以渔更重要。

“培养员工，让员工强大到可以离开”。

如何做到？脱离了小微阶段的民企，就要着手开始建立“赋能激发型”人才体系。关于什么是赋能激发型人才体系，请参见《赋能激发型人才体系是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刚需》这篇文章。

在这点上，很多优秀的外企都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的，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都要向优秀的外企学习。

另外，赋能激发型人才体系，对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公司、创新型公司来说也是必须的。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员工端的利益就是得到了真正的尊重。平民子弟一定会感激那些能为自己带来能力成长的组织。

当然，除了能力成长之后，工作生活平衡也很重要。如何能让员工敢于生孩子、有时间参与孩子的教育、身心健康，这个也很重要。

实际上，平民子弟的需求也很简单。如果看看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广东地区，老百姓就三件事：搞钱、生孩子、养生。把握人性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从广东的实际数据来看，搞钱、生孩子、养生，这几件事也并不相互矛盾。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大型民企如何对待目前已经40岁、50岁以上的员工也是一个重要风向标。这些人是第一代把主要的职业时间都交给了民营企业的一代人。年轻的平民子弟，会从他们的父母辈、叔叔阿姨辈的命运来进一步调整他们的职业选择。

总 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30年前，1992年之后一些年，下海是个高频词：很多人，抛弃了“正式工作”，打碎了“铁饭碗”，跳入了民营经济的大海。 

30年后，2022年前后这几年，上岸成了高频词：大量年轻人，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把选调、考公、考编当作了第一批次志愿。“铁饭碗”求之不得，才会退而求其次，进入民企或外企。

过去一年，尽管各级政府也在大力提倡服务民营经济，出台了民营经济31条，设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等，“上岸”这个潮流似乎还没有根本性逆转。

在这种大潮之下，我们来探讨“平民子弟，是否还需要民营企业”这个问题，目的是希望民企可以更多反求诸己，而不是把遇到的挑战都归因于外部政策。

在感情上，我认为社会大众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重拾对于民企的信心。

但我坚信，不管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平民子弟都需要民营企业。

民企在下一轮的发展中，尤其是中大型民企，必须要在员工端和社会端做得更好，才能吸引和激发优秀的平民子弟。

当然，不仅民营企业面临这个挑战，国企和外企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让我们拭目以待。

尤其要看看的是：这几年蜂拥上岸的人，二十年后，会不会又需要下海了？

责编:大圣｜插图:小白